鼓声隆隆响起，良久之后，衙署内才有两名差役慢悠悠走出来，脸上还挂着些许不耐烦，刚要开口训斥敲鼓之人扰人清静，抬头却看到三十多名甲衣森严的骑士将衙署正门团团围住，顿时惊慌失措，脸都吓得一片惨白。
“怎、怎么回事？”
“告状。”
沈哲子下了马车，在护卫们簇拥下走入仪门廊庑，身后跟着满脸抑郁之色的虞奋。
“告、告状？”
两名差役也是久在衙署听用，却从没见过如此气势汹汹来告状之人，看这架势，哪里是告状，分明是在滋事！
在一干悍卒逼视下，这两名差役不敢怠慢，先唤来一众皂隶弓兵守住仪门，这才想起往后方官邸去通知县令。
暨阳县令前夜宿醉未醒，忽听门下喧哗，心中顿时不悦，可是在听到门子禀告有人衙前诉讼，顿时来了精神，即刻吩咐侍姬给自己洁面换衫，准备处理案件。
之所以会有如此态度转变，完全是因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罕见了。县衙虽然是一地治所，但在时下乡里之间有什么纠纷，大多谋求宗族大户仲裁解决，极少有直谒县衙的诉讼。县令到此为官已经半年有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因此哪怕今天并非决讼之日，县令还是让门子将人引到衙前偏堂，等自己收拾妥当后，便带着些兴奋情绪赶了过去。
沈哲子在廊前，等到门子通传后便吩咐卫士在廊下等候，自己只带了虞奋并一个名叫刘猛的部曲兵尉，经廊庑进了偏堂。
过不多久，暨阳令便带着两名衙署佐吏走进来。这么快的效率倒让沈哲子有些意外，他原本还以为怎么都要等上大半个时辰，自然猜不到这县令已是穷极无聊。
暨阳县令三十岁许，官袍在身颇有威仪。沈哲子不免将之与此前所见的那个西陵县令相比，不同于那位许县令谨小慎微的模样，眼前这位县尊大人举手投足之间颇具风采，官威自生，不愧是名门子弟。
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感觉，倒不是因为沈哲子瞧不起那位寒门出身的许县令。实在是当下世风之下，世家出身便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阅历乃至于前途，寒门子弟没有家世背景、世交故旧为依靠，风貌自然会有不同。
“堂下何人？状告何事？”
暨阳县令高坐案后，下巴一扬微微示意，身边佐吏便开口问话。
沈哲子跃前一步，作礼道：“小民状告余姚宗贼虞氏，聚众作乱，为祸乡里，侵占小民家产田宅数处，钱粮数十万计，请明府为小民做主，严惩作恶宗贼！”
自沈哲子开口，衙署偏堂中便鸦雀无声，只回荡着少年稚嫩清越的声音。
这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才由堂上的暨阳县令打破：“你所说的余姚宗贼虞氏，究竟是哪一家的虞氏？”
问话的同时，暨阳县令也在认真打量堂下的少年，开始他注意力放在少年身后的两个成年人身上，却没想到这少年才是告状的苦主。更令他感到意外的则是少年所说的话，下意识想要询问究竟。
在县令灼灼目光注视下，沈哲子并无局促，继续认真说道：“小民所说的虞氏，便是前宗正卿虞潭所在的余姚虞氏。虞潭持身不正，聚啸乡里，小民身边这位虞先生便是人证。明府如果仍有疑惑，可差人前往余姚问究，自然可得物证。小民宗亲数人，还被虞氏监锢。”
一边说着，沈哲子一边侧首望向虞奋示意。
虞奋脸色铁青，将头转开对其视而不见。任谁被人当面将其家族斥为宗贼都受不了，若非当下他处境堪忧，早对沈哲子破口大骂了。
沈哲子这才察觉他指着和尚骂秃驴的行径有多恶劣，讪讪一笑，不再逼迫虞奋。
“好胆大的童子！虞公国之贞臣，当世名流，岂会为此恶行！你这小儿信口诬蔑，无礼至极，来人……”
暨阳县令本要让人将沈哲子一行驱赶出衙署，可是看到堂下少年沉着无惧，稚气虽浓却颇有气度，尤其刚才一番话虽然荒唐，但却条理清楚，显然不是普通人家能够培养出来。
沉吟少许，暨阳县令挥挥手让差役退开，继而走下堂来站在沈哲子对面，弯下腰直视少年眼睛说道：“小娃娃，你究竟是谁家郎君？可知戏弄县尊乃是不逊之罪！”
“小民沈哲子，家父吴兴沈充。虽非明府治下之民，亦闻颍川庾氏海内清望。”沈哲子小退一步，再拜道：“以幼悖长为不逊，以众凌寡为不仁。虞潭挟众望迫我家，是非如何，小民已难自辩，惟恭求明府内裁。”
暨阳令名庾怿，出身颍川庾氏，当下名声未显，不入高门之列。但沈哲子却知道，自此以后数年之间，颍川庾氏将会扶摇直上并终结“王与马共天下”的时局，成为东晋门阀政治中接棒琅琊王氏的大门阀。
眼前的暨阳令庾怿，便是沈哲子选择破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