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诚叹口气，华盛顿邮报后，自己终于挑大梁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
可惜还是有很多遗憾！
比如主角的视角下，对达到目的设置层层阻碍、通过片中的事实影像的陈述、律师团队、妻子的支持，这些构成不断向前的阻力与推动力，深化事件的感情因素，从而从侧面烘托主角的人性光辉。
所以他在影片中的形象是立体的，屡屡上镜的妻子与事务所管理人通过一些片段也可以立的住。
相反对立面杜邦这边的描述就略显简单，前半部分只有杜邦的领导人出镜，后面除法庭戏份，杜邦的所为几乎是从对话中得知的，站在主角对面的最大敌人不由得被扁平化。
一方面导演托德毕竟很少触及纪实类电影，而以人为基本单位是他一贯的做法，以主角为基本单位去扩大事件影响，对于文艺片导演无可厚非，并且对观众的情感冲击并没有减弱。
另一方面则来自事件改编电影的方向，社会事件改编电影的处理视角方式中，群像与个人视角都很常见，主要在于导演或者整个制作团队所期望的效果。
《聚焦》之所以拿下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靠的并不是简单个人情感的同理心，社会事件本身的意义以及人物对位群像出演冷静克制突出整体事件的社会影响，并进一步拉近观众的好感，无需刻意、无需滥情。
丁诚认为社会事件突破口的以反抗题材居多，这类电影需要观众与人建立联系，有时候可以用更戏剧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人物，这点在今年奥斯卡系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同样可以找到。
导演设计一个善良乐于奉献的形象变跃然于屏幕之上，先抑后扬或者先扬后抑再扬也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手法，同样事件本身就是扬-抑-扬的过程，典型事件对观众情感认同的便利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能够反应这个事件并给观众以启发就是一部合格的事件改编电影了，做到这点，好莱坞工业似乎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平静的叙事、克制的文风、到位的个体塑造再加上适时的陈词演说，追求剧本流畅、体现故事内核、放弃作者思考的风格在追求作者性艺术电影里找不到位置，但制片厂维度内所搭建的朴实直白的感情内核会特别适合普通观众。
影片的话题意义超过艺术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电影对社会和法制的推动，韩国《熔炉》是杰出代表，直接推动政府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好莱坞同样喜欢把一起起真实事件搬上银幕，让观众了解事件的始末，这无疑会加强民众对政府和公司的警惕性和监控。
我不是救星在国内开了个好头，可惜没有继续跟上。真正好的现实题材电影是需要制作者从骨子里坚持现实主义的，可能有现实题材，但目前来看还缺乏现实主义。